赌痴开天

　　何生顿了一下。

　　“我让他们退了。”

　　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他说，”何生的声音轻如齑粉，“夜郎七的《千手观音》残卷，是他偷出来，不是他师弟给的。他说他师弟这辈子只做错一件事，就是把残卷烧了，没亲手交到天局刑部案上。”

　　花痴开没有说话。

　　“他说他徒弟花千手不知道残卷来路，更不知道师父和师叔之间的这笔烂账。他说你要追，追我。你要杀，杀我。那孩子十九岁，在燕城四海楼当跑堂，一个月挣三钱银子，攒了半年给他师叔买了一双新靴子——他师叔的靴底磨穿了，雨天漏进水来。”

　　何生的声音停了很长时间。

　　然后他说：

　　“我这一辈子，办过四百多桩案子，追过两百多个叛徒，亲手锁进死牢的不下七十人。没有一桩，让我从玉门关回南海的一路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”

　　他把那枚带血渍的骨骰放回桌面。

　　“所以那只陶瓮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挖。”

　　他的声音很低。

　　“我赢不赢回眼睛，不要紧。夜郎七那老东西这辈子最怕人知道的东西，就让它永远埋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下。他欠他师兄的，他自己去还。我不替他挖。”

　　花痴开沉默地坐着。

　　他想起夜郎七的宅院。

　　他想起柴房后面那棵歪脖子枣树。

　　他想起自己七岁那年，枣子熟落的季节，他爬上去够最顶端那簇红透的果实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栽进树下新翻的泥土里。夜郎七从正堂冲出来，脸都白了。

　　那是他第一次见师父失态。

　　不是因为他摔疼了。

　　是因为他摔进的那个坑，是师父昨夜新挖的。

　　坑里空空如也。

　　而此刻，四十年后，南海赌岛地底深处的这片山谷里，一个盲了四十年的老人告诉他：那坑底下曾经埋过一只陶瓮。陶瓮里装着夜郎七这辈子最怕人知道的东西。

　　他没有问那是什么。

　　何生也没有说。

　　山谷寂静。

　　何生把三枚骨骰并排摆在自己面前，像摆一副旧棋盘。

　　“赌局，”他说，“你还赌不赌？”

　　花痴开看着那三枚骰子。

　　“赌。”

　　何生的嘴角终于微微扬起。

　　不是四十年第一次有人问他“赌什么”时嘴唇本能的牵动，是一个垂暮的老人，在这一刻，终于等到了一句他等了四十年的回答。

　　“那便赌。”他说。

　　他把三枚骨骰拢回掌心。

　　“规则很简单。你闭眼，我抛骰。骰子落定，你睁眼，告诉我三点各是几。答对，你赢。答错——”

　　他没有说输。

　　花痴开闭上眼睛。

　　这是入赌坛十五年来，他第一次在赌局尚未开始时就闭上双眼。

　　他听不见骰子破空的声音。

　　他听不见骰子撞击桌面的声音。

　　他听不见骰子滚动、震颤、落定的声音。

　　他听见的，只有何生抛出骰子那一瞬间，喉咙里压着的一声——

　　极轻。

　　极深。

　　像四十年前玉门关废塔顶端，夜郎破军跪在塔沿，说“何生，我这一脉赌术自此断绝，你满意吗”时的那个停顿。

　　也像二十三岁的父亲坐在这张赌桌前，把三枚带血的骨骰推还给他，说“何先生，我师父欠你的眼，我还不了。我能还的，只有这一局”时的那个沉默。

　　花痴开睁开眼。

　　三枚骨骰静静躺在榆木桌面上。

　　第一枚，一点。

　　第二枚，三点。

　　第三枚，六点。

　　他说：“一、三、六。”

　　何生没有说对，也没有说错。

　　他只是伸出左手，覆在那三枚骨骰上。枯瘦的五指把它们拢进掌心，像拢住四十年前那碗粗陶碗里盛着的、尚带余温的眼珠。

　　“花千手的儿子，”他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　　花痴开说：“花痴开。”

　　何生点了点头。

　　“痴开。”他把这两个字在唇齿间滚了一遍，像品一盅陈了四十年的酒，“你爹给你取的名？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“痴开痴开，”何生说，“痴儿开眼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你方才闭着眼，看见骰子了。”

　　花痴开没有说话。

　　何生也没有追问。

　　他慢慢站起身。

　　四十年。

　　他的膝盖早已撑不起这副老迈的躯壳。他扶着桌沿，扶着桌腿那三道捆了四十年的麻绳，扶着桌角包了四十年的铜皮，一寸一寸，把自己从那张旧榆木椅子上拔起来。

　　站直的那一刻，他面朝花痴开。

　　他仍是盲的。

　　他仍是那个四十年前被言午赢走眼睛、又被言午关在这地底山谷里的何生。

　　但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
　　“言午的赌局记录，”他说，“在桌底。”

　　花痴开低头。

　　榆木桌底面，以刀刻着一行行蝇头小楷。密密麻麻，从桌沿排到桌心，从桌心排到另一侧桌沿。那不是一年两年的记录，是四十年、一千四百余局、每一局言午的骰路、手法、心诀、变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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