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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:火红年代的县委书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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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9章按自愿,定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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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看向陈朝阳,又环视了一下同僚,“我担心的是,政策执行层面的‘度’如果把握不好,哪怕我们的初衷再好,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波动。

  比如,如何界定‘有条件’?动员暂缓或调整安置,这个‘动员’的边界在哪里?

  如何确保下面的同志在执行中不简单化、不搞‘一刀切’,从而真正保护同志们的积极性,而不是挫伤他们的感情?

  这些,都需要我们在出台任何具体措施前,进行极端周密的研究和预判。

  组织部门愿意全力配合,把这方面可能的风险和应对方案想得更细一些。”

  李爱国的发言,既承接了陈朝阳的思路,又将关注点引向了具体操作的风险和精细化管理,也给了其他常委一个顺着讨论“如何安全、稳妥地落实”的切入点。

  他的率先开口,打破了僵局,也定下了一个“在支持大方向下,探讨稳妥实施方案”的讨论基调。

  “爱国同志顾虑得很对,”主管工交和部分城市建设的常委接话,“从实际操作看,‘先保证一户一岗’原则下的富余劳动力,组织临时性的生产活动,想法很好。

  但原料从哪里来?产品销路在哪里?计酬标准怎么定?管理谁负责?

  这需要一套细化的组织方案和一定的启动资源,不是简单号召就能解决的。

  搞不好,容易流于形式,或者引发新的矛盾。”

  另一位对基层情况较熟的常委也补充道:“陈书记号召有条件的同志就近安置或暂缓家属进城,这需要我们对‘条件’有一个清晰的界定,并且要对不同选择给出有吸引力的配套政策。

  比如,选择去新建矿山的,住房、子女教育能不能跟上?

  选择暂缓家属进城的,探亲假、补贴能不能保障?

  如果只是单纯号召‘发扬风格’,而没有相应的支持措施,恐怕响应者寥寥,也难持久。”

  省长孙亚军认真听着这些意见,然后看向陈朝阳:“陈书记,大家的顾虑都很实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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