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章 等待的日子
雪一场接一场地下。
考完试后，时间突然慢了下来。
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松开，反弹回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。
天放晴时，陆怀民又重新扛起锄头下了地。
冬天田里的活不多，主要是积肥、整地，为来年春耕作准备。
他跟在父亲身后，一锹一锹将冻硬的粪土敲碎、拌匀，再一筐一筐挑到田头，堆成肥垛。
重新握上锄头，那股熟悉的踏实感又回来了，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。
村里人看他的眼神，悄悄变了。
以前是“陆建国家的儿子”“会修东西的那个娃”，如今成了“考大学的那个”。
走在路上，常有人问：“怀民，考得咋样？”“有把握吗？”“啥时候能知道信儿？”
陆怀民总是笑笑，答得含糊：“还说不准呢，得等。”
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
这年头的录取，分数是不公布的，尘埃落定之前，任何话传出去都可能变了味。
况且，希望这东西，揣在自己怀里是暖的，说出口却可能成了别人的刺。
父亲陆建国倒是稳得住。队里有人问起，他就说：“考完了，等信儿。”再多一句也没有。
母亲更直接：“考上考不上，都是自家孩子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干活干活。”
晓梅倒是憋不住话。
每天从学校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哥哥跟前：“哥，今天有消息吗？。”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哥哥下一刻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。
陆怀民总是摇摇头：
“哪有那么快，高考分数又不公布，等到有信儿了，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起码得过了年。”
“过了年……”晓梅掰着手指头算，“那还得两个多月呢。”
是啊，两个月。
在1977年的冬天，对570万个家庭来说，两个月长得像一个世纪。
……
仓库里的夜课没有停，人却不再像考前那样，挤得密不透风。
大家聚在一起，人越来越少了，话却多了起来。
题是不大做了，更多时候是闲谈——谈考试时某道题怎么想岔了，谈听来的各色小道消息，谈“要是考上了”和“要是没考上”。
李文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，贴在墙上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：
“我家在这儿，HP区，离外滩不远。小时候，常去江边看船，汽笛声能传好远……”
他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说梦话。
“想家了？”有人问。
“想。”李文斌苦笑一声：
“有时候半夜醒过来，还以为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，听见的是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。”
他顿了顿，转向陆怀民，声音更低了些：“怀民，你说……要是没考上，我还能回去吗？”
这个问题，陆怀民答不上来。
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：知青返城潮会在几年后到来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去。
有些人会在农村扎根，有些人会去县城找工作，有些人会一直等，等到政策变化。
但具体到个人，谁知道呢？
“先别想那么多。”陆怀民只能说，“等通知。”
“等……”李文斌苦笑，“下乡这五年，好像就是在等。等回城的那天，等家里的消息，等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未来。现在，等来了一场考试，考完了，还得等。”
他摇摇头：“这心里头，悬着，落不到实处。”
这种心情，陆怀民懂。
希望有时候比绝望更折磨人。
绝望让人死心，希望却让人百爪挠心，把每一种可能都想遍，最后发现，现实可能和哪一种想象都不同。
“文斌哥，”陆怀民说，“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努力过了。这半年，我们没白过。”
李文斌怔了怔，随后点点头：
“是啊，没白过。至少……至少我重新拿起书了。至少我知道，我还没废。”
这话说得轻，落在安静的仓库里，却让几个人都沉默下来。
陆怀民不由得想，多年以后，历史书上会怎么写知青？
会写他们的数量，写他们的贡献，写他们的返城。
但不会写他们在无数个这样的冬夜，如何望着故乡的方向，如何计算着回家的日子，如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。
赵援朝拍拍李文斌的肩，打破了沉寂：
“文斌，咱都考完了，就别讲这些伤感的话了，来，大伙儿都说说，往后有啥打算？甭管考上考不上。”
气氛这才活络了些。
李文斌先开口：“要是真能上医学院，我想回上海，在我们那边的医院工作。当然，”他赶紧补充，“组织分配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，边疆也行。”
陈志强挠挠头：
“我可能考不上大学。但我跟队长说了，开春想去公社农机站学开车。怀民哥不是常说嘛，技术也是本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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