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：红星闪耀德意志

　　台尔曼从安全角度提出了担忧：

　　“个人崇拜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。如果他们想搞破坏，完全可以先拼命鼓吹，把主席捧到神坛上，然后再找机会抹黑。这种手法很常见。”

　　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。

　　最终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韦格纳提出的三项措施。

　　会议结束时，韦格纳做了总结发言：

　　“同志们，我要说几句重话。”

　　会场安静下来。

　　“我注意到，最近有些文件、有些讲话，开始出现‘韦格纳主席教导我们’‘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’这样的表述。

　　今天我正式提出：从今以后，任何正式文件、公开讲话、宣传材料，一律禁止使用这类表述。”

　　韦格纳环视会场里的同志们：

　　“我不是先知，不是圣人，我也会犯错误。

　　“如果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，把我做的每个决定都当成样板，那这个党、这个国家就完了。

　　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停止了思考，停止了争论，停止了自我革新。”

　　他拿起桌上的《红旗日报》，头版是工业生产的捷报：

　　“社会主义不是靠某个人创造的，是靠千百万劳动者的双手创造的。

　　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，是人民创造的。

　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有些人已经开始忘记了。”

　　“从今天起，谁再搞个人崇拜，谁就是违背党的基本原则。

　　谁压制批评，谁就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。

　　这话我放在这里，请所有同志监督。”

　　散会后，韦格纳独自留在会议室。

　　秘书诺依曼走进来，轻声说：

　　“主席，刚才的讲话……会不会太严厉了？有些老同志可能会觉得……”

　　“觉得没面子？”

　　“诺依曼，你知道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

　　不是敌人围攻的时候，不是经济困难的时候，而是我们开始自我陶醉的时候。

　　墨索里尼就是陶醉在‘领袖万岁’的欢呼声中，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”

　　“我们必须保持清醒。

　　哪怕清醒是痛苦的，哪怕清醒意味着要不断否定自己，不断接受批评。

　　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配得上‘革命者’这个称号。”

　　傍晚，《红旗日报》编辑部接到紧急通知。

　　总编辑亲自执笔，撰写了题为《反对个人崇拜，发扬党内民主》的社论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这份社论出现在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。

　　社论的最后一句话，被很多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引用：

　　“一个真正强大的党，不在于它有多少人赞颂领袖，而在于它有多少人敢于批评错误。

　　一个真正健康的制度，不在于它产生了多么英明的领导者，而在于它能防止最糟糕的领导者为所欲为。”

　　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县城，那位制作了“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”标语的县委书记，连夜组织人拆除了标语。

　　在莱茵兰的那家工厂，劳动竞赛的口号改成了“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”。

　　恩斯河的战俘营，辛格和他的同伴们并不知道柏林发生的这场辩论。

　　他们正在学习新的课程——《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体领导原则》。

　　讲课的德国政委特别强调：

　　“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没有神，没有救世主。只有人民。”

　　辛格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，并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。

　　他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但他感觉到，这和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切——印度的土王、英国的总督、军队里的长官——都不一样。

　　这是一种新的可能。

　　一种让人挺直腰杆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