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：红星闪耀德意志

　　施密特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了一下。

　　“主席。”

　　韦格纳抬眼。

　　“关于林茨案，约瑟夫·迈尔同志能在专案组进驻前完成那么详尽的调查取证，不是偶然。

　　他在林茨工作十一年，下属评价他要求严、话不多、从不占公家便宜。

　　他住的那套公房，配给家具清单一式两份，离任时所有物品都在，只少了一把暖水壶——那是1926年他的独生女儿去维也纳上大学，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送她的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迈尔同志的女儿名叫玛丽亚，今年二十岁，维也纳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，已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。”

　　韦格纳没有说话。

　　施密特推门出去了。

　　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。

　　这就是他们要保卫的东西。

　　不是抽象的理想，不是宏大的口号。是这些具体微小的、用一个人的一生去守护的痕迹。

　　是约瑟夫·迈尔花了十一年时间在林茨街巷里的工作内容，是玛塔·贝克尔脑子里记住的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，是那个机车车辆厂老钳工在广场边缘站了很久很久、然后默默走回家的背影。

　　这就是革命最终的产出：

　　让千千万万这样的人，可以过上干净、平凡、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。

　　韦格纳站了很久。

　　夜终于完全降临了。

　　柏林夜晚清冽，远处国际大会会址的灯光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
　　再过三天，六百名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将汇聚在这座城市，讨论科技、发展、人类的未来。

　　就在这三天前的夜晚，一个叫约瑟夫·迈尔的同志刚刚从林茨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。

　　他不会出现在大会的贵宾名单上，不会在报纸头版发表讲话。

　　他只是会在病床上继续批阅文件。

　　韦格纳从窗前转过身，走回办公桌。

　　他拿起那三页电报，最后读了一遍。然后轻轻放下，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蓝铅笔，在页眉空白处写下几个字：

　　“林茨案通报全国各级党委。以迈尔同志为榜样，以冯案为鉴。”

　　韦格纳放下了手中的笔。

　　三天后，柏林将迎接世界。

　　而在这座城市东南五百公里外的多瑙河畔，一个叫约瑟夫·迈尔的人正在用铅笔写他人生中第五十一份工作报告。

　　护士推门进来催他休息，他头也不抬，说：“就快写完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