血色七杀碑

　　等成绩那几天最是难熬。我每天都去茶馆帮月生伯伯烧水，脑子里总在想那些卷子——作文会不会跑题，数学最后一道题有没有漏写步骤。我妈看出我魂不守舍，也不多问，每天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。甄贤婆婆倒是淡定，每天下午坐在老栗子树下纳鞋底，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沙沙响。有一次我蹲在她旁边看她纳鞋底，她忽然冒出一句：“金娃子，菩萨说了——云开见月明。云已经散了，你急啥子。”

　　成绩公布那天，学校门口的公告栏上贴了两张大红纸。大家围得水泄不通，家长们也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。刘老倔来得最早，蹲在公告栏旁边抽旱烟，眼睛一直盯着贴红纸的方向。我踮起脚尖从人缝里往里瞅，心咚咚跳得像擂鼓。从上往下数——第一个名字是王红梅，第二个是孙小梅，第三个是我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又看了一遍——真的是我，第三名。红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我的名字前面还有个红笔画的圈。

　　刘二娃考了第十五名，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嘴巴咧到了耳根子，逢人就拍肩膀。张大勇考了第二十名，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好几遍，又戴上，又摘下来。虚五考了第三十名，把成绩单往兜里一塞，拍着胸脯说“上了线就行，比分数线高出八分呢”。全班四十个人，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，四个考上了中专。升学率在全县乡镇中学里排第一。

　　贾老夫子的病忽然好了。他站在公告栏前，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。念到我的名字时，推了推眼镜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“金娃子，你语文考了多少？”我说作文拿了良好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笑，可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，像一朵被太阳晒开的干菊花。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，声音大得像在教室里讲课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，不可能差！”

　　甄家茶馆那天下午特别热闹。月生伯伯在门口摆了两张桌子，泡了一大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，免费请所有来庆贺的人喝。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，说甄家又出了个读书人，从东西到金娃，一门两个，这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。我妈忙前忙后，给客人端茶倒水，眼圈红红的，却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爹坐在角落里，破天荒地没抽烟，就端着茶碗看着我，一直看。

　　甄贤婆婆从里屋走出来，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走得很慢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没说话，只是伸出手，摸了摸我的头。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，手指上全是纳鞋底磨出来的老茧，可动作轻得像在捧一只刚出壳的雏鸟。过了很久才开口：“金娃子，婆婆给你求的签，是‘云开见月明’。今天月亮出来了。”说完慢慢走到街口，站在无字碑前，仰头看着那块空了大半个世纪的石碑。阳光照在碑面上，把整块碑都染成了金色。

　　虚老幺也从咖啡屋里跑过来了，围裙还没解，上面沾着咖啡渍。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用白瓷杯装着，热气腾腾的，说是送给“金秀才”尝尝。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——还是苦，可这次苦完了之后，舌根上有一丝淡淡的甜。我把这个感受告诉东西哥哥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说这就叫“回甘”。

　　郑校长亲自来到茶馆，换了一件新的深灰色中山装，两支金星钢笔还在衣兜里闪闪发光。他站在茶馆门口，对月生伯伯说：“你们甄家，又为咱们镇上争了光。”月生伯伯给他倒了一杯茶，他端起来抿了一口，说：“好茶。”两个简单的字，却不像是在说茶叶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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