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山风雷

　　程振邦沉默了。

　　他明白沈砚之的意思。沈砚之的父亲沈敬尧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才死的——他带着乡勇起义，失败后清军屠了三个村子，三百多口人死于非命。沈敬尧在逃亡途中被清军追上，乱刀砍死。

　　沈砚之不能让自己的队伍重蹈父亲的覆辙。

　　“那大哥的意思是？”

　　“先稳住山海关的局面，安顿好百姓，然后再走。”沈砚之说，“给我三天时间。三天后，咱们拔营南下。”

　　“三天？”

　　“三天。”沈砚之的语气不容置疑，“三天之内，把城里的事安排好。愿意跟咱们走的百姓，带上；不愿意走的，留下，但不能让清军找到借口屠城。”

　　程振邦看着沈砚之的眼睛，看到了那里面的坚定和决绝。

　　“好，三天。”他说，“三天后，咱们南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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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早饭过后，沈砚之召集了所有军官，在关城的议事厅里开会。

　　议事厅是以前山海关守将的官署，三进的院子，青砖灰瓦，虽然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气派。正厅里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写着“雄镇辽西”四个大字，是前朝某位大学士的手笔。

　　沈砚之坐在主位上，程振邦坐在他右手边，左手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，名叫孙伯安，是山海关城里有名的乡绅，也是沈砚之父亲的老友。下面两排椅子上，坐着二十多个军官，有的是沈砚之的老部下，有的是新投奔来的义士。

　　“诸位，”沈砚之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“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一件大事要商议。”

　　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　　“我决定，三天后，率部南下。”

　　议事厅里一片寂静。

　　没有人说话，但沈砚之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各种情绪——惊讶、疑惑、不甘、释然。有些人早就预料到这个决定，有些人还在消化这个消息。

　　“沈帅，”一个年轻的军官站了起来，二十出头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，“咱们刚打了胜仗，关城也拿下来了，怎么就要走了？这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，守住了，咱们就有了根基。往北可以出关收复东北，往南可以进军直捣京城。多好的机会啊！”

　　说话的人叫赵铁柱，是沈砚之父亲的老部下赵大山的儿子，从小在山海关长大，对这片土地感情很深。

　　“铁柱，坐下。”沈砚之压了压手，“你说得有道理，山海关确实是个好地方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咱们有多少人？三千。清军有多少人？关外至少有两万八旗兵，关内京畿一带还有三万绿营和巡防营。五万人打三千人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守？”

　　赵铁柱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　　“守城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就够的。”沈砚之继续说，“山海关的城墙确实坚固，但再坚固的城墙也需要人来守。三千人，分散在十几里的防线上，清军随便找个地方突破，咱们就完了。粮道一断，不出一个月，不用清军打，咱们自己就饿死了。”

　　“可是……”

　　“没有可是。”沈砚之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也不甘心。但打仗不是赌气，不能因为不甘心就把弟兄们的命搭进去。南下的决定，是我和振邦反复商量过的，不是一时冲动。”

　　赵铁柱坐下了，低着头，不再说话。

　　“沈帅，”坐在左手边的孙伯安开口了，“老朽虽然不懂军事，但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　　“孙老请讲。”

　　“沈帅南下，是为了和南方的革命军会合，这老朽明白。但山海关的百姓怎么办？”孙伯安的声音有些发颤，“清军打回来，他们会怎么对待这些百姓？沈帅，您父亲当年……”

　　他没有说下去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。

　　议事厅里的气氛凝重得像灌了铅。

　　沈砚之站起身，走到孙伯安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
　　“孙老，您说的，正是我最担心的。”他直起身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才死的。我不能让山海关的百姓重蹈覆辙。”

　　他转过身，面对所有人。

　　“所以，在离开之前，我要做三件事。”

　　“第一，安抚百姓。把县衙和清军粮库里存的粮食分一部分给百姓，每家每户按人头分，不能少。告诉大家，革命军不是土匪，不会抢他们的东西，也不会强迫他们跟咱们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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