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山风雷

　　“沈某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有些哑，“遵命。”

　　两个字，像用尽了全身力气。

　　程振邦在桌子底下抓住了他的手。那只手很热，手心有汗，有茧，是握枪握出来的。沈砚之反手握住，握得紧紧的，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。

　　会散了。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外走，有的摇头叹气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面无表情。王胖子经过沈砚之身边时，拍了拍他的肩，脸上还是那种油腻的笑：“沈师长，想开点。这世道，能活着，有官当，就不错了。”

　　沈砚之没理他，径直往外走。军靴踩在青石砖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敲丧钟。

　　出了陆军部大门，风迎面扑来，卷着沙土，迷了眼。沈砚之站住，抬头看天。天还是灰的，五色旗在北风里猎猎作响，那声音刺耳，像在嘲笑什么。

　　“砚之兄...”程振邦在身后喊他。

　　沈砚之没回头。他看着那面旗，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被风吹出泪来。然后他迈开步子，往前走，军呢大衣的下摆在风里翻卷，像一面黑色的旗。

　　“走，”他说，声音被风吹散，但程振邦听见了，“回营。”

　　“回营？”

　　“对，回营。”沈砚之转过头，脸上有泪痕，但眼睛是亮的，像雪地里的炭火，“回去告诉弟兄们，咱们，不解散。”

　　“可裁军令...”

　　“令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”沈砚之打断他，脚步不停，“一千五百人的编制，咱们报。可多出来的人，咱们自己养。垦荒，筑路，开工厂——他袁世凯不管，我沈砚之管。”

　　程振邦愣住了，随即咧开嘴，笑得像捡了宝：“我就知道！就知道你沈砚之不是孬种！”

　　“别高兴太早。”沈砚之脚步不停，声音在风里忽高忽低，“养四千五百张嘴，不是容易事。咱们那点家底，撑不了几个月。”

　　“那咋办？”

　　“找钱。”沈砚之说，目光投向远处，那里是前门大街，商铺林立，车水马龙，“北京城里，有的是有钱人。愿意掏钱保这支队伍的，不会没有。”

　　“可这...这不是违抗军令吗？万一上头追究...”

　　“追究？”沈砚之冷笑，“他袁世凯现在焦头烂额的事多了去了，宋教仁案还没了，善后大借款列强还在扯皮，南方的国民党虎视眈眈...只要咱们不明着抗命，暗地里的事，他一时半会儿顾不过来。”

　　两人沿着西长安街往西走。街上熙熙攘攘，黄包车、马车、行人，挤成一团。卖糖葫芦的吆喝，卖烤白薯的冒热气，穿旗袍的太太挽着穿西服的先生，有说有笑地走过。这就是北京，天子脚下，共和新都，看起来一片太平景象。

　　可沈砚之知道，这太平是纸糊的，一捅就破。纸下面，是涌动着的暗流，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，是你死我活的争斗。而他和他的弟兄们，就在这暗流里挣扎，要么游过去，要么淹死。

　　“振邦。”

　　“嗯？”

　　“你说，”沈砚之忽然问，声音很轻，“咱们当初闹革命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”

　　程振邦被问住了。他挠挠头，想了一会儿：“为了...不当奴才了呗。为了有个说话的地儿，为了能挺直腰杆做人。”

　　“是啊，挺直腰杆做人。”沈砚之重复着，目光飘向远处，飘向南方，飘向那片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，“可要是连饭都吃不饱，腰杆挺得再直，又有什么用？”

　　程振邦不说话了。两人默默地走，军靴踩在积雪未化的路面上，咯吱，咯吱，像某种沉重的叹息。

　　走到西单牌楼，沈砚之停下脚步。牌楼下有个老乞丐，蜷在墙角，面前摆个破碗，碗里只有几个铜子。老人穿得单薄，在风里瑟瑟发抖，脸上脏得看不清模样，只有一双眼睛，浑浊的，空的，像两口枯井。

　　沈砚之站住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——那是他这个月的薪饷，刚领的，还带着体温——弯下腰，轻轻放进老人的破碗里。

　　银元落在碗底，哐当一声脆响。

　　老人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看着他，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但沈砚之看懂了那口型，是“谢谢”。

　　他直起身，继续往前走。程振邦跟上来，小声说：“砚之兄，咱们也不宽裕...”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沈砚之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可看着这些人，我就想，咱们流了那么多血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为的不就是让这样的人，能有口饭吃，有件衣穿，冬天不至于冻死街头吗？”

　　程振邦沉默了。

　　两人继续走。天渐渐暗下来，街边的路灯一盏盏亮了，是煤气灯，昏黄的光晕在暮色里，像一只只疲惫的眼睛。远处传来卖晚报的吆喝：“看报看报！宋案最新进展！大总统发表谈话！”

　　声音嘶哑，飘在风里，很快就被街市的嘈杂淹没了。

　　沈砚之忽然想起父亲。那个在山海关的雪夜里，握着他的手说“这天下，该变一变了”的老人。如果父亲还活着，看到今天的北京，看到这换汤不换药的世道，会说什么？

　　他不知道。

　　他只知道，路还长，夜还深。而他，还得继续走下去。

　　带着他的弟兄们，走下去。

　　（本章完）